在过分强调科研产出、将知识异化为经济手段的刚性绩效考核方式影响下，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性日渐衰退，一些处在“当打之年”的女教授没有办法分拨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好教学、服务学生，大学老师对于上课这件事表现出力不从心之感，更谈不上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进行单独交流、深度交流。
反之，另外一部分来自考核条件相对较低的学校的女教授，她们可以选择鹰击长空、主动作为；即使“躺平”，也不会受到任何正式的惩罚。
有的高校早年甚至采用集体考核的办法，这也为搭便车提供了空间。可见，学校不同价值导向、组织规制下，女教授投入在知识生产与教学质量方面的时间、程度、主动性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同，造就了不同学校中女教授的时间焦虑分化。
学科：女教授时间焦虑的专业性差异：学术生产路径的不同学校之下，不同专业大类女教授具体的时间焦虑内容也存在着不同。
如果说理工科女教授的“主战场”是实验室，那么文科女教授的工作现场就是书斋甚至是在山区、村庄等广阔的田野之上。
学科性质的不同，造成了女教授时间安排、时间焦虑方面的差异。数据是理工科学术生产的基本前提，因此，大部分理工科女教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做实验、整理和处理数据等，实验出不来，结果就出不来，遑论知识生产。
在反复的试验中，女教授的焦虑情绪也在不断地升级。此外，对于部分理工科女教授而言，实验不会因为假期而停摆，除了学生需要留守学校实验室轮值之外，教师的指导包括亲自披挂上阵也不能中断。
这就造成了很多理工科女教授暑假坚守实验室“打工”的现象发生。“缩水”的假期也发生在文科女教授身上，为了保证正常教学时间不被打扰，田野调查等工作一般都会放在假期，但相对理工科而言，文科女教授在时间的安排上具有更高的自主选择权，以及更灵活的调配空间。
学科的特殊性使得一部分文科女教授甚至不需要进入田野，而只需一头扎进“书斋”研读，她们看似具有更加弹性的时间支配权力，同时不会受到实证结果的影响，但是，当她们的学科性质与社会整体环境、学校管理机制相结合之后，这部分女教授又面临着新的时间焦虑问题。
可见，尽管女教授群体存在着相似的时间焦虑情况，但是，学科性质分化出不同的时间焦虑影响程度、影响方式。
在各个专业中，医学大类的临床医学专业女教授的情况则更加特殊，她们不仅要承担学科教学、科研工作，还有临床诊疗任务，真正是陷入时间之中分身乏术。
研究中发现，同等条件下，理工科女教授的时间焦虑程度明显要高于文科女教授，主要是因为，很多学校将“新增国家级别的课题”列入女教授绩效考核、职称级别晋升的必选条件。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二者年的立项率基本都是15%左右，甚至国自然略高一些。
但是，与依靠理论思辨，甚至是以地方区域特色文化为依托展开研究的文科课题不同，理工科的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资金、设备、合作团队的投入，这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的桂林高校而言，确实是千*万马过独木桥之上的难上加难。
思*课教师的特殊性临床专业之外，思*课女教授也是一类特殊的存在，在导致她们时间焦虑的影响因素中，还需要特别加上备课方面的大量时间精力投入。
从鲁颂的备课习惯和个人经历中可以看出，思*专业女教授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课程相关内容的高更新率使得教师花费在备课上的总体时间较长。
思*课程的特殊性在于，教师需要及时将时*热点同步到课时教学中，如此临时化、碎片化、长度化了相应地备课时间。
学校采用督导抽查、听课等手段传递出的高度重视思*课程、强调课程质量的信号，构成了教师延长备课时间的潜在压力和动力。
集体备课造就的弱自发性、强刚性备课时间。统一标准下各级各类思*课教学展示、比赛活动对教师理论研究、经验累存的高要求，发展出以准备时间长度和强度置换比赛结果的现象。
虽然课程的评价标准是多元的，对女教授备课的限度也并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是，这五个方面中，第一、第二项关涉到思*专业女教授专业水平、个人努力、身份责任等能力、品质、行动的展现、
三、四、五项则反映出外部对思*课女教授教育教学工作质量的结构化要求；前四项是整体性常规工作的不同侧面，与全体思*课程教师的教育教学时间紧密相关。
第五项活动则具有个别性、交替性、周期性等特征，对部分女教授总体性的时间分配层级产生阶段性的影响。五重因素相互叠加，造就了思*专业女教授独特的时间投入情况。
此外，以专业课与思*课协同育人为理念进行课程体系设计时，在课程思*建设方面的丰富性经验、权威性身份和领导性作用也将带给女教授们额外的工作，对她们既定的时间秩序造成干扰。
换句话说，相较其他学科稳定、可预测的教育教学时间规划和安排，思想理论课程课的女教授在教育教学方面需要更加持续的时间投入，也更容易出现变数。
作为稀缺的高职称人才，女教授符合延迟退休条件。研究者将主体选择视为个体生命序列中最重要的创造经历和表现能力。
很多年轻的女教授笑颜，就想着赶紧退休，绝对不会延迟退休；但选择延迟退休的女教授并不在少数。
导致女教授延迟退休的原因有很多，既离不开学校放宽对延迟退休教师的考核标准等*策指引，也有女教授自我成就的本体性需要。
其中，女教授选择延迟退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教师的角色已经渗透到了她们的内心深处，她们会不自觉地将组织规范和集体成就作为自我实现的重要参照点。
与跳广场舞、拍照打卡的退休生活相比，女教授认为工作显然更加有趣，离开了组织生活，她们积极的情感、自成就待的期待无处安放。
她们对专业、职业发展的热情只有在规律的工作时间中才能得以实现，没有了工作时间的客观规约，反而会陷入一种混乱的、茫然的、漫长的生活状态。
为了不让生活变得那么无聊，很多女教授选择坚守工作，在工作中继续努力追求个人精神和价值方面的提升，在任务挑战、组织成就中证明自我、实现自我，找寻自身存在的意义。
延迟退休的女教授认为，年龄并不构成她们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障碍，自己还能“干”，还有热情、活力和能力继续为组织做出奉献。
谬木就是个典型，她选择了延迟退休，并且始终坚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道路上。从延迟退休女教授的个人动机上来看，她们不自觉地将时间直接等同于工作时间，赋予了工作时间自我期待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学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从生至死的生命周期，在这个时间过程中，个人生长、成熟、衰老，直至消亡。
虽然“年龄”“退休”是一种与社会时间紧密相关的区隔，但是人确实存在着生物学方面的生命周期，并通过身体机能、精神力量等形式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和实在，渗透和左右着个体的行为活动。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正是在时间的无蔽性前提下，‘存在’的真理才显露出来。这就意味着，个体的“存在”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通过时间来进行感知，个体的时间观念也会因为个人‘存在’条件的改变而相应变化。个人对生命存在的感知，一方面借助社会时间设置的年龄刻度对个人的生命阶段进行划分和标示；
相应地，身体器官功能的变化则是个人体悟自我之存在的另一个重要表征。与之对应的是，父母亡故、孙辈照养等“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压力却不会因为女教授的年龄变化、退休与否而“缺场”，反而会时不时地给她们看似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增添额外的一味苦涩剂，进一步分流她们的时间，消耗她们的精力。